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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兆武 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亡国的惨痛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

发布日期:2022-05-29 18:27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1937年7月底,正值暑假,北京沦陷了。宋哲元的29军撤出去,接着就是日本统治时期。一开始,日本军队没有直接进城,出头的是一批汉奸,搞了个“维持会”,还不是一个正式成立的政府。街头上出现了一些半通不通的标语,如“华北人民结束起来”,意思大概是要华北人民团结建设一个华北傀儡政权,想必都是日本浪人、高丽棒子写的。8月14日早晨天朗气清,万里晴空,尽管还是盛夏,天气却很凉。我一大早起来站在大门外等报纸,只穿了一件单衣,觉得一阵阵的冷意。拿到报纸后,我看到头一天上海开战的消息,非常耐人寻味。以前都是说:日军进攻哪里,我军奋勇抵抗,收复了哪里。但北平已经沦敌,随着局势的转变,报纸上的态度和立场开始大为改观。如果是中国人的口气,应该是“日敌悍然进攻上海”,但那天的头版大标题“上海战事昨晨爆发”,用一种纯中性的表达方式,完全是旁观者的口吻。

  蒋介石在庐山会议发表演说,下定决心抗日到底。但当时日本毕竟比中国强,大家都知道要打的话就得下决心长期抗战,不可能在短期内把它打败。所以从8月开始,北京就有很多人陆陆续续南迁。上层人士、知识分子走得最多,有钱的、有地位的,觉着不安全就走了。农民离不开土地,他们的生活等于钉在了土地上,除非真正炮火打过来的时候躲一下,否则农民一般不会走。工商界的一般也不走,因为他只能在那个工厂或商店里工作,走了哪吃饭去?在汉奸维持会的统治下过了一个多月,9月初,除了在煤矿工作的父亲,我们家也走了。母亲是家庭妇女,对外界很多事情不甚了解。当时我已经十六岁了,算是半个劳动力,可以做一点事,就和姐姐一起带着母亲、妹妹回了老家。

  那时候北方在打仗,铁路已经不通了。主要的两条铁路,一条是今天的京广线,那时叫平汉路,从北平到汉口,但战争已经打到保定附近,所以这条路断了。还有一条叫津浦路,到南京浦口,就是今天的京沪线,因为天津南面打仗也断掉了。我们只能先到天津,然后坐船到青岛——当时已经不能坐船到上海了,因为上海也在打。从青岛换火车到济南,再坐火车到徐州,最后转郑州到汉口,那时候大家都这么走。

  我们走的那天早上,天可凉了,而且感觉非常奇怪。火车站一般都人很多,来来往往乱糟糟的,我想古今中外的火车站都这样,可只有那天早上的感觉特别不一样。人还是很多,可是静悄悄的,一点儿声音都没有,好像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,整个火车站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。这种感觉我经历过两次,另一次是在1933年春天。早晨天刚刚亮,一架日本飞机就开着机关枪在北京的上空盘旋,啪啪啪啪啪,非常之响,不知道它在打什么,可能是示威。我待在家里不敢出门,等到飞机走了以后才去学校,气氛也是奇怪极了。一般上课前大家又说又笑,班里总是乱哄哄的,可是那天一进教室,全班同学都坐在座位上,老师也坐在那里,一点儿声音都没有,就好像都德《最后一课》里描写的那种要亡国的感觉。所以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,弥漫在火车站里的那种亡国的惨痛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,寂静得近乎恐怖,好像空气都凝固了。再比如后来的“运动”期间,开大会,说今天要揪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反革命分子,上面宣布:“限你五分钟站出来!否则,就……”全场寂静极了,一点儿声音都没有。“好,还有三分钟,……两分钟。”谁也不知道要揪出去的是谁,我想被揪的人事先也没有心理准备,不知道要揪出去的就是他。那种感觉非常恐怖,比我们年轻一代的人大概不能想象了。何兆武先生(1921—2021) 图片来源:南都周刊

  我们从天津走水路,上船不久,有人从无线电里听说天津被飞机轰炸了。记得有个人问:“天津不是日本人占领了吗,那还炸什么?”那人回答说:“是中国飞机,一共去了六架。”我们听了都非常兴奋。后来到青岛换火车,那时候坐车已经非常困难了,等于逃难一样,人很多,而且运输也不正常了。因为要保证军用优先,所以民用的火车没有正点,只能在车站上等,不查票,也不用买票,什么时候车来了你就往上拥。火车一路走走停停、停停走走,非常之慢,也没有座位,挤个地方能窝下来就行。路上还好,只有一次碰上日本飞机的空袭,来了四架。火车停下来,我们都跑到田里躲。当地驻防的军队有高射机关枪,就朝天上瞄准了猛打。结果有一架被打中了,冒着黑烟往下坠,大家就欢呼。有个兵士受伤,在飞机向下扫射的时候中弹了,大家都捐钱给他,热情很高。军队也帮助我们搬行李,都是义务的。《毛选》里有一段,说:“自从抗战以来,全国有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,过去的愁眉苦脸都为之一扫而空。”抗战刚开始的时候,的确是这样。《大公报》王芸生的一篇社评《勖中国男儿》,号召大家抵抗侵略,给我们青年人很大的鼓舞。

  一路上遇到许多熟人,比如教我们数学的老师闵嗣鹤,后来是有名的数学家了,陈景润就是他的学生。闵先生一毕业就教我们,我们是高一,所以应当比我们大七八岁。在天津上船时,我看见他和他两个妹妹也在船上,从青岛坐火车又是同路。后来在长沙,那时候北大、清华和南开已经组成临时大学,我姐姐就在那儿读书,我也时常去玩,又看见闵先生了,才知道他在数学系做了助教。西南联大时候,他又做了华罗庚先生的助教。其实闵先生很了不起,那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

  路上还遇见姐姐的几个同学,其中一个叫李颉伯,是地下党,解放后是全国铁路工会的主席,做过河北省委书记,“文革”时候也被揪出来。他们当时都是去西安,其实就是去延安。北京的学生离开分几种情况,一种是直接参战的,一种回老家,一种继续上学。那时候,北京师大、北平大学、天津北洋大学几个学校迁到西安,组成了西安临时大学。所以,有些革命的学生口头上说是去西安临时大学读书,实际上就是从西安转到延安参加革命了。

  到了郑州,又换火车到汉口。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,所以要坐船过江到武昌,再从武昌坐火车回岳阳。我们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,也算是休整,记得有一个姨看见我说:“你怎么瘦了这么多?”我脸原来挺圆的,可路上走了一个多月,不得休息不得吃,非常辛苦,所以瘦了许多。

  (本文节选自《上学记》,何兆武口述,文靖执笔)“对我来说,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,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,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……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,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,读过四个系,现在回想起来,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、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。”

  《上学记》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。何先生生于1921年,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,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,共七年,读过四个系,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。《上学记》写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的求学生涯,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。何先生以治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蕴,以谦和率真的学者姿态,以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感受,讲述在特殊的年代,尤其是抗战烽火中,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、知识和风雅。书出版后,好评如潮,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。但何先生说:“为尊者讳、为贤者讳,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。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、与时俱进的,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,让人去顶礼膜拜呢?”

 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,《上学记》不止是一本口述史,更是一本打开历史之门、知识之门,乃至真理之门和思想之门的启蒙之书。当然,该书也因对某些老师的个人感受和真实评价而引发争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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